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作者｜威廉·H. 布兰查德（William H. Blanchard）
美国心理学家，曾在南加州大学心理学系从事临床心理学研究工作
一个人的政治和道德态度是他童年经历的产物，这样的观点在当代小说家那里很流行。灵敏的作家传递的图景如此清晰，以至于人们认为权威个性来源于虚弱和娇气，并且对此毫不怀疑。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的《遵奉者》和萨特的《一个领袖的童年》详细地描绘令人信服的法西斯主义者形象：其政治生活是为了对抗自身深藏的、潜伏的同性恋冲动，打击犹太人不过是压抑自己性冲动的方式，恋母情结则导致了在党派团体中残酷地发泄自己的施虐冲动。这些类型化陈述的危险不在于它们是错的，而是容易变得太人为化。心理分析理论指出，我们对手的观念不仅在政治上是应受指责的，而且是虚弱和病态性格的产物，滋长于扭曲的性幻想中，这样寻找证据不过是一种自我论证。当我们忙于庆贺自己干净的头脑时，倾向于忽略伟大的自由改革家和自虐动力之间令人不适的类比时，同样也忽略了施虐和受虐是彼此作用的。如果考察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和文献，找到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并不难。“知识分子”这一词汇应用在政治上，大体上是指自由改革者，像布龙贝特（Brombert）所描述的，是这个时代的良心。尽管很多脑力工作者忽略了政治领域，但是看上去似乎是在政治领域，自由改革者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基本称号。如本达（Benda） 指出的，或许只有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个称号才是合理的。那些利用自己的智力为当权者服务的人，只是国家的仆人，不是专业的知识分子。布龙贝特评论道，在公共忏悔和牺牲这一点上，自虐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特点。西蒙·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通过在《知识界》（The Mandarins）中追问和拷问一些她的性格，仔细而含蓄地描述了这种特征。很明显，“自虐”并不是在所有的讨论中都代表同样的含义。里斯曼（Riesman）把它描绘成一种渴望回归信徒状态的倾向，一种终极服从的渴望，一种经历所有其他人经历的渴望，从而结束异议的争论。这样，一个寻找世界上哲学体系的人，最终找到耶稣，或者他将会像卢梭一样发现穷人和无助者谦卑态度中的美德，并且坚持，那种简单、诚实的劳动比最精致的哲学思考还要高明。但是正像我们所确信我们正谈论自虐一样，英雄在经受了最终的鞭打后奋起接过鞭子。像里斯曼所评论的：双重的……伴随着自虐的痛苦和对个人才智和价值的抛弃，这里有一种更加隐蔽的控制的渴望，这种渴望转变成了社会景观中日复一日的领袖标识。这样的人私下里感觉，他用自己的手指反抗法西斯。或者任何其他罪恶的威胁，但是如果这个手指被移动，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被洪水淹没。这种情况下，似乎在性格内部有一个实际的转化，从自由主义转化成权威主义，这种转化引起了一些关于反叛道德的最深刻的问题。从心理学上讲，自虐—虐待倾向一方面与控制、统治的渴望旷废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服从、追随领导者的渴望相连。更进一步说，其挑衅性的特征也和反叛权威的感情有关。一些人得出结论，反叛，现代政治中的不满，仅仅是为了感受自我美德的激情——或者，他攻击位居高位的暴君，以便自己发号命令。但是，尽管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具体的案例中正义仍然是重要问题，政府或者父母都有可能犯错，通过不满和抗议的媒介也许可以纠正这样的错误。我们说自虐和虐待的心理冲动会影响抗议的性质，或者影响一个人对正义的观点，只不过是说，不满和革命必须是慎重思考的，而不应该是歇斯底里的过程；只不过是说，我们必须准备好质疑自己的动机，而不能用“为了人类而自我牺牲”的虚假观念来欺骗自己。人类可以有自己的愉悦，性生活或者社会工作。圣徒为了其他人而放弃所有有价值的事务，这幅图景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的天性不相符合。痛苦中的愉悦对于一些人尤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由于一些压抑性的经历，对自己控制和残酷对待别人的渴望深感罪恶。但是，一个社会改革者的人生危机只不过使得这种被压抑的渴望接近于表面。有些时候，这突破变成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好像一个反对动物手术实验社团中的老妇人，她想要“用机关枪除掉那些折磨无助的小狗的残酷医生”。痛苦中的愉悦有很多形式，但是其最强烈的、也是最危险的表达，是从个人正义感中获得的狂喜。因为正义的喜悦与对“那些人”道德愤慨的冲动仅一步之遥。伴随着这样道德主义的极度兴奋，智力投降了，自我牺牲的渴望展现在所有赤裸的现实里。那个拿着枪的老妇人，就像年轻的卢梭在路上追赶可怜的公鸡，用石头砸它，因为它“感觉比其他动物强大”。权力堕落并非来源于权力本身内在的罪恶，而是因为它可以让最善良和愿意自我牺牲的社会改革者释放出潜藏的残酷力量。表面看上去，法西斯主义者和自由人道主义者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残酷，一个仁慈；前者决心控制一切价值，后者献身于自由和公民权利。但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政府是人的行为。在两者之间有巨大的沟壑，这里个人性格——这个陌生而易变的机制——一定在起作用。正义，在我们的政治思想的初期看起来如此纯洁、质朴、简单，而在政治行动的热潮中却变得如此混乱和阴暗；弱小者，当他弱小的时候，他的要求看起来是如此的理性，但是很快在权力的大门前面高声叫嚷。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民主社会只有在公正和理性的反对氛围中才能成长和繁荣，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知道具体情景下的不满和反对都是公正和理性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考察反对和不满的内在动力，只有在这里才隐藏着反叛的道德。牺牲本能的追求是合理的个人目标，但是当这个目标和社会改革混淆在一起时，社会就很危险了。我们不仅要冒失去革命果实的危险，而且反叛本身需要被审判，不服从的也失去了其意义。自由，作为一个民主的理想而开始，如果意味着侵犯他人，那么它除了是肮脏的字眼之外，什么也不是。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自己私人的渴望，并且一定程度满足这些冲动，那么，寻找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真理”和发现社会正义原则的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失败。没有能力了解自己，会让我们面对人类的一些复杂的真理时感到厌恶。如果我们屈从于用高级公共利益的“巫术和糖”来掩盖自己的动机，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现，要面对人类自然的、动物性的品质是多么困难。如果我们不情愿面对人类及其自然天性的真理，那么，并不会仅仅因为我们会创造美丽迷人的假话，就能建造出一个美好的社会。让－雅克·卢梭的一生，对现代政治理论家是个有重要意义的故事。他的观点，如果人们仔细考察的话，其中的告诫对那个时代很有益处。但是其情感语调——政治著作的情感内容——绝对是毁灭性和攻击性的。不仅在卢梭的著作里，人们到处可以发现，反叛者内在地拥有很多专制者的特征。我们在今天的政治世界怎样对抗这种倾向？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反叛者为社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同时确保那些起源于纠正谬误的运动不会使自己也堕落成专制？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来源于之前的讨论，但是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的知识仍然没有提供一个答案。那些热衷于社会改革的理论家们有责任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在动力，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他达到了一种完美的个人诚实。当对个人诚实的渴望达到一种极致，那么它会带领我们接近之前讨论的利他主义者的轨迹，会让我们回忆起除去人类动物本能、使其接近上帝的冲动。20世纪的早期，心理分析和马克思主义都还刚起步不久的时候，一些狂热主义者断言，如果教育者和政治家们都学会心理分析，人类思想的脆弱性问题将会被解决。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这样的过程将导向马克思主义。我们紧握着类似于新启蒙时代的某些东西，感觉到只有误解（可能这个时期还有些心理学上的误解）才会阻挡人类迈向一个新的美好世界的步伐。在《知识分子和工人：教育心理分析研究》这本书中，柯瑞（H.E.Corey）解释道：……目前，行为主义者和心理分析研究，重建了很大一部分乌托邦信念：人类原初性格的基本特征是爱同伴的渴望，恐惧、仇恨和占有的冲动都是代理性的，因此一场成功革命中的基本动力必须一直是对同胞的爱和不断增长的自由感觉……一般的罢工是释放爱和宽宏大量的神圣事件……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学会心理分析，因为心理分析和科学一样完美，能使我们对那些个体自主的神圣教条满意。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心理分析。对他们来说，心理分析已经变成了教导人民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工具。但是，仍然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怀疑，教育者、政治家，还有其他占据管理位置的人，在汇报工作之前，是否会屈从于一个良好清洁的心灵。我们很乐于相信，最终找到了卢梭建构理想的政治体系时他所陷入的两难境地的解决方法：个人偏见，个人品味，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渴望，对于理智运行的感情损害。如果这是真实的，我们只需要坚持每一个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都掌握在一个优秀的心理分析者手里，整个世界就太平无事了。不幸的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信念。社会改革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能寻找方法解决它，抛开这一点不谈，人们也怀疑，当心理分析变成一个责任庇护所，它将和其他教条一样危险。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性格问题，寻求治疗，但是，在他没有准备好接受心理指导时，这样的要求会对他造成决定性的伤害。更何况，并不能保证那个自我协调很好的卢梭，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故事中的英雄所面临的问题。他关于社会缺陷的观念，不仅来自于他深刻的痛苦，也来源于他的天赋。理解和处理自由与奴役相抗争的问题，从他的心灵深处获得资源和能量。如果要问，是什么导致卢梭对服从心理有这样特殊的洞察？似乎很清楚，他生命中和这一现象的内在战争让他聚焦于这一问题，并帮助他理解感情和私人的满足在人民失去自由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对动机的基本特征、驱动智力努力的火焰，仍然几乎一无所知。对和结构性问题有关的隐微因素所知甚少——所有重要的第一步导致了结果。痛苦在创造力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是个谜。我们依然无法去诊断一个完美天才的所有状况，不管是从心理学知识或者政治诡辩的出发点。似乎，关于个人偏见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创造出一个没有偏见的个人，而在于创造一个允许个体差异的潜能得到最大发展的社会。自我正义的甘露带来和产生了美德的沉醉，但是当我们没能全体从同一个高脚杯中痛饮时，并非那么有效。所有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带来的危险并非个人的偏见，而是让所有反对的声音沉默。成为自由思想威胁的并不是思想家，而是思想家变成了英雄。英雄是危险的人，并不单纯因其对光荣的渴望，也因为他置身其间的社会对他的回应。在大革命中，巴黎，这个曾经嘲笑卢梭的城市，让大众的目光转向卢梭，并且，像被施了催眠术的动物那样，跟从卢梭教义的情感内涵。没有一个说《忏悔录》坏话的人在城里是安全的，《爱弥儿》成了革命者的圣经，司法和教育改革都以卢梭的名义获得权威。忽略了所有过去的传统、自然疆界和宗教习俗，法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家，盲目地希望实现《社会契约论》的理想。罗伯斯庇尔把“美德”转变成一种全国性的要求，并且，用一种典型的卢梭式怀疑，搜寻和揭露美德的敌人。巴黎市民对邻居警惕的态度变成对好奇的日内瓦人的拙劣模仿，但是，在巴黎，判决并不是因其“轻率”而是“背叛”，最后判决是死刑。卢梭已经让人们知道，在人类事物中，有着比理性更高的声音，而语言则是从一颗心通往另一颗心最贫乏的沟通方式。敏感的灵魂抓住另一个人的手，深深注视他的眼睛，这里他将找到完全的信任，或者彻底的背叛，没有中间地带。容貌、衣着的习惯、一个姿态、一个结交，每一样都能成为整个生活意义的标记。这就是在革命的法国，抛去卢梭的很多观念，只剩下了情感泡沫。观念变成了用来组织大众运动的教义学说，很快失去了刺激思想的作用，它们变成为感情而联合起来的观点。这在其诞生时就不陌生，无数伟大的知识性观念都伴随着强烈个人感情的因素。愉快而兴奋是思考中重要的部分，这是思想者最直接的回报。但是当观念变成教义学说，攫取了大众的感情，却没有输入必要的智力，就很危险了。普遍热情带来的大众狂喜与思想带来的个体激动完全不同，就像渴望成为英雄和需要崇敬英雄不同一样。即使我们不能阻止完美的圣徒—英雄的出现，我们必须建设一个能够抵抗防御其过分越位的社会。英雄们的信念并不能拯救我们，而是最大的危险，诱使我们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真实的感情”和“人类的内在价值”并不能通过绝对的方式从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爱人的思想，就像政治家的计划一样，无法从眼睛里读出，我们必须依赖语言、事件和其他的表达形式，并且不能相信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所有需要的因素，去判断另一个存在的极限程度。只有当英雄迷惑我们抛弃谨慎时，他才是危险的，因为这样我们将无法对其负责，无法在他的黑暗中引导他。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可能犯错。我们可能表现恶意或者自私。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但是，英雄一定是上帝或者魔鬼，经常为神性而艰苦奋斗，他落入了自己从未怀疑的罪恶的深渊。
本文选编自《卢梭与反叛精神: 一项心理学研究》，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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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从今往后，一切身外之物都与我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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